文/劉亞東

10月18日，劉亞楊振寧先生與世長辭，東拿定義舉國同悲。沒拿作為曾經的洋獎媒體人，老劉不由得為某地方大報犯愁——因為就在兩天前，中國該報剛發(fā)表了一篇題為《拿沒拿洋獎項，發(fā)展不是水平定義中國發(fā)展水平的指標》的評論，在網上引發(fā)不小的劉亞爭議。

老劉愁的東拿定義是，報道楊振寧先生事跡和生平，沒拿若刻意回避諾貝爾獎，洋獎這是中國一個難度系數極高、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發(fā)展動作！就好比描繪黃山勝景，水平卻絕口不提那棵立于絕壁、劉亞冠蓋如云的迎客松。迎客松當然不是黃山的全部，奇峰、云海、松濤共同構筑其意境，但這棵松樹早已成為黃山最鮮明的符號、繞不開的圖騰。

迎客

諾貝爾獎之于楊振寧，也正是如此。1957年，他因“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”獲此殊榮，成為首位華人諾獎得主。這份榮譽不僅是他學術生涯的高光，也在特定歷史時期為中國科學界注入信心，成為公眾認識這位物理學巨擘的重要窗口。然而，正如迎客松無法涵蓋黃山全部之美，諾獎也遠非楊振寧學術成就的全部——1954年提出的“楊-米爾斯規(guī)范場論”，被公認為麥克斯韋之后規(guī)范場論的重大突破，奠定了現代粒子物理學的基石，其價值足以再次問鼎諾貝爾獎。

回到那篇評論。咋一看，沒什么錯呀，但你是不是覺得怪怪的，哪里不對勁？老劉我連續(xù)抽了三支煙，才終于捋出了頭緒。這篇評論看似理性客觀，試圖跳出對“洋獎項”的盲目追捧，實則暗藏多處漏洞，甚至在多數公共議題場景中，容易淪為回避實質問題的話術。它集齊了四種典型的邏輯謬誤。

一是“稻草人謬誤”：虛構對立，自說自話。

正常討論中，極少有人會將“獲得國際獎項”當作“定義國家發(fā)展水平”的唯一或核心標準。多數人提及洋獎，僅是將其視為科技突破、文化傳播、學術創(chuàng)新等細分領域的“參考坐標”之一，而非整體發(fā)展的“評判標尺”。但該論斷刻意將對方立場曲解為“用洋獎全面定義發(fā)展”，再針對性批駁——如同先扎一個脆弱的稻草人，再輕松將其擊倒。這種策略看似贏得辯論，實則回避了“如何通過國際獎項反思領域短板”的真問題，讓討論陷入無意義的自我說服。

二是“虛假兩難謬誤”：非黑即白，窄化認知。

該論斷隱含一個二元預設：要么把洋獎當作“定義性指標”，要么徹底否定其價值。這種思維忽略了現實的復雜——任何國際獎項雖不能全面、直接衡量經濟、民生等綜合發(fā)展水平，卻能反映特定領域的國際認可度與科技突破力。例如諾獎背后，往往關聯(lián)一國的科研投入與創(chuàng)新生態(tài)；藝術類獎項則折射文化輸出的影響力和感染力。完全否定其意義，實為拒絕借助國際視角進行校準，容易陷入自我封閉的認知誤區(qū)。

三是“紅鯡魚謬誤”：轉移焦點，回避實質。

當討論觸及某些領域的具體短板時，比如基礎研究轉化不足、文藝創(chuàng)作國際能見度不高等，“洋獎無用論”常被用作轉移話題的工具。以“我們不需要洋獎證明自己”來回應，看似彰顯自信，實則回避了“如何提升質量、增強國際對話能力”的核心問題。這樣的焦點轉換，使討論從“如何改進”滑向“是否需要獎項”的偽命題，阻礙了對真實短板的深入剖析。

四是“否定相關性謬誤”：割裂聯(lián)系，違背事實。

雖然“獲獎”與“發(fā)展”之間并非嚴格因果，但完全割裂二者的關聯(lián)，顯然不符合客觀實際。從歷史數據看，諾獎、菲爾茲獎等的國別分布，與國家的教育投入、科研自由度和產業(yè)創(chuàng)新力呈現明顯正相關；國際設計、文學類獎項也往往與文化產業(yè)成熟度、軟實力輸出能力密切相關。一概否定這種關聯(lián)，等于主動放棄一個重要的“國際參照系”，不利于我們在全球格局中精準定位。

老劉最后想說，健康的公共討論，既應警惕“唯洋獎是從”的盲目，也要避免“洋獎無用”的偏執(zhí)?！澳脹]拿洋獎項，不是定義中國發(fā)展水平的指標”這句話，若用于糾偏“以獎代評”的片面思維，確有積極意義；但若將其作為拒絕國際比較、掩蓋發(fā)展短板的“擋箭牌”，則容易因邏輯漏洞導致認知偏差，反礙進步。真正的發(fā)展自信，在于“向內扎根”與“向外參照”的平衡——既立足本土實際筑牢根基，也敢于借助國際獎項等多維鏡鑒，照見不足、推動反思，在開放中走向更高質量的發(fā)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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